一次訪談中，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擎曾說：“我仍然關心所處的時代，因為這是復雜多變的世界，也出現了很多大問題。很多問題困擾大家，而且沒有現成答案。學者必須要跟社會大眾關心的事情發生對話。我是覺得我們能改變一些什么，哪怕做出一點微小的改善。”
近日，在“閱讀現場，美好發生”——抖音讀書2021年終直播活動上，劉擎與青年學者、耶魯大學法律博士林垚進行了一場名為“站在時間邊上”的對談。
劉擎（左）與青年學者、耶魯大學法律博士林垚在一場名為“站在時間邊上”的活動中展開對談。
為什么新冠疫情還沒有結束？
這是林垚在2021年特別關注的問題。林垚說，從2020年到現在，有好幾次大家都覺得疫情快要過去了，但很快就得知又出現了一種新的病毒變種，好像疫情的結束遙遙無期，對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對所有人都構成了非常大的挑戰。疫情也成為促使林垚一家回國的主要原因，“因為和父母相隔一年多未見，沒有辦法回到身邊來照顧他們，所以我們最后決定回國。”
“疫情持續到現在，全球的產業鏈、物流鏈，還有大家之前對常態生活的想象，全部都被打破了。再往后應該怎么辦？人類社會要怎么重新思考？怎么重組？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艱巨的挑戰。”林垚的這番話引發了劉擎的共鳴。因為疫情的存在，劉擎感覺2021年跟2020年的邊界是不清楚的，“好像有一個漫長的2021年是從2020年延續過來的。”
病毒由阿爾法變種到現在的奧密克戎，已經有幾個變種，但大多數人沒有特別準確的知識。劉擎說，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里，那些對我們自己的生活具有直接重大影響的事件，我們居然沒有辦法明白它們是怎么回事，這在古代生活、前現代社會里是很少發生的。特別是全球化以后，對那些有特別強大力量，對我們有直接影響的事情，不要說重新獲得一種掌控感，我們甚至不明所以。為此，劉擎有段時間想把病毒這些問題全搞清楚，還花了點時間，但他的感覺是“還真是很難”。
那么，要明白這些問題，學生物出身的林垚會感到更容易一些嗎？林垚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為即便是專業的病毒學家，對此依然感到很困惑，內部有很多爭論。疫情給各個領域構成了非常大的挑戰，包括民眾對科學家的信任，對政府的信任。林垚發現，在過去接近兩年的時間里，美國的政界、科學界種種爭論和前后意見的反復，實際上進一步強化了美國近年政治上的極化。
為什么美國民眾現在反疫苗的情緒很強烈，他們為什么不信任科學家呢？林垚說，疫情剛剛傳到美國的時候，開始美國疾控中心的負責人說“你們不需要戴口罩”，因為他們覺得口罩對防這種病毒沒有太大用處，等打疫苗就好了，或者居家禁足就好了。為什么他們覺得口罩不太管用呢？在翻查美國疾控中心的網站后，林垚發現，在上一次SARS疫情之后直到2015年前后，美國疾控中心認為戴口罩可以防疫情。但是在2015年、2016年前后，不知道為什么這一條就被撤下了，也沒有給出任何撤下的理由。但實際上，在SARS之后，東亞科學家做了很多研究，他們發現口罩能夠有效降低疫情的傳播，這也反映出長久以來科學界，尤其是美國科學界對東亞成果的忽視，覺得不必重視東亞做的東西，沒有認真地把它當作證據。
時間進入到2020年四五月份，美國疾控中心開始要求人們戴口罩，但是第一輪說不需要戴口罩的信息已經被很多人接受了，所以他們就會覺得這是出爾反爾，接下來，再要求民眾打疫苗，或者需要居家，諸如此類，民眾會覺得，“我為什么還要相信你？”此外，美國長久以來的反科學、反智情緒，掀起了一股很強大的反疫苗運動潮流。經過一年的努力，打疫苗的人數一直徘徊在50%-60%左右，上不去了。所以美國一直沒有辦法通過打疫苗達到群體免疫。
林垚說，疫情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跟現代社會大城市人口聚集有關，病毒的快速傳播和變異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獨特挑戰。那么，對于這個挑戰本身，科學家群體正在很努力地試圖理解它、應對它，但是這需要過程，而且過程中間會犯錯誤。但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不能體諒科學家群體也會犯錯誤這件事情。
劉擎指出，從未來的角度看疫情，疫情也改變了人的交往方式，以及人對現實的感受和對未來的期待，經濟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他的一個切身體會是，在這種情況下，最近幾年，大家多多少少都對世界有不確定感，一是因為全球化，我們的生活已經跨越了本地性——當生活受到很多變量影響，就會有非常多變動。大家已經處在了不確定當中，疫情到來就加劇了這種感受。這種不確定性當中，有惶恐，還有不滿。而且，它對人的沖擊不是平均地分布在所有不同的人口當中，在相當多地方，對弱勢的群體，比如說經濟收入、文化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它的沖擊更大。
元宇宙是對未來世界的想象
劉擎進一步提到，疫情一方面是造成當前狀況的原因，但它也暴露了疫情沒有發生之前社會結構本身的問題——那些本來需要解決的問題，疫情加劇了這些問題，或者說，它讓問題暴露得更加充分和尖銳。在這種情況下，劉擎認為，2021年有一種傾向或說情感，就是想象另一種可能的世界。在這里，劉擎提到了元宇宙。
元宇宙之所以這么熱，劉擎認為，一方面是科技公司在推動，有些是出于科技的發展，有些人是對科學本身著迷。當然它也有另外的商業的利益，但它會調動普通人。在劉擎看來，元宇宙不完全是所謂virtual reality（VR），但它跟VR特別相關，建立在VR基礎上，而VR以前是游戲族的事情。現在好多人說“世界太糟糕了，我想也想不清楚。那么給我一個不同的元宇宙，一個alternative，另類的世界，我在那里面是不是可以過得好一點？”能夠心想事成。或者，大多數時候就待在那里，然后到真實的物理世界來解決一些基本問題，可能是吃頓飯睡個覺。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誘惑人的想法。劉擎認為，元宇宙不只在科學界、商業界、金融界引發巨大反響，還能吸引很多普通人，他們會說：“我們是不是有個烏托邦可以逃過去？”因為這是對未來世界的想象。
“當現實讓人們感到失落、困惑的時候，大家希望能有一個逃脫的地方。”林垚說，2020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像《動物森友會》這樣的游戲就火了一陣，好像在社交隔離以后，我們能夠在游戲中找到這種連接，但它能否替代現實中的擁抱，現實中面對面的交談，林垚是比較困惑的。對于科技的發展，林垚認為自己是一個想象力偏保守的人。在他看來，從幾十年前互聯網興起，社交媒體興起，每次似乎一開始都能給大家帶來很多希望，但現實發展往往走向這些希望的反面。
《動物森友會》游戲界面。
林垚認為，這是因為科技公司希望從中獲利，它想通過算法和數據的挖掘，了解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把數據拿去賣給廣告公司。如果科技公司不能賺錢，它為什么要搞社交媒體？為什么要搞元宇宙？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到底放棄了什么東西？這些都是林垚認為大家需要不斷警醒和思考的東西。
為什么元宇宙的概念會在2021年爆火呢？林垚認為，這可能和臉書在美國面臨的反壟斷調查有很強的關聯。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新任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2017年在《耶魯法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亞馬遜反壟斷悖論》的論文，提出當代因為互聯網而新興的這些公司，從亞馬遜這些物流公司到臉書這些科技巨鱷，它們的壟斷方式和傳統商業大集團的壟斷方式不一樣，因此，如果她有朝一日步入政壇的話，要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從事反壟斷事業。
因此，在拜登當選之后，面臨政治壓力、反壟斷調查壓力的臉書、亞馬遜等大公司試圖先發制人，比如臉書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元宇宙，以便可以全部轉移它的資產或者數據，等到調查的時候只剩下空殼，而它已經金蟬脫殼了。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這時社交媒體的業務可以慢慢放棄，因為如果能夠把元宇宙風潮帶起來，挖掘數據、使用算法、跟廣告商交接就可以通過另外一套概念進行。那時候再來調查反壟斷，又要打個十幾年的官司。因此，林垚認為這背后有很多很現實的利益算計。
林垚曾在網絡上看到一張極具隱喻性的照片，扎克伯格（臉書的CEO）漫步在一群坐在椅子上的人中間，他面帶得意地走在那兒，坐在那兒的人都戴著VR眼鏡，很享受地不知在玩什么游戲，或者在看里面的東西，只有扎克伯格像黑客帝國里面的幕后黑手一樣。林垚認為，元宇宙如果沒有善加監管，這樣的場景就會成為未來——普通人一舉一動的數據都被進一步挖掘走，科技公司再有針對性地投喂給大家這樣的精神鴉片，“現實中你還是要從元宇宙里醒來的，你還要去上班打工，還要回家‘躺平’，但‘躺平’的時候你也不能休息，因為你必須要進入元宇宙了。”
劉擎表示，現在對元宇宙的定義有很多不同說法，而那些元宇宙的狂熱支持者，可能會說林垚根本不懂元宇宙，他說的根本不是元宇宙。元宇宙不是以前公司的那種投放，而是一種嶄新的完全自主的虛擬社區。劉擎說，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小的元宇宙社群，一個自己喜歡的烏托邦，它是能夠脫離大公司控制的，因為這個門檻越來越低了，這種想象依然在那里。但他同時認為，元宇宙小的時候，可能是能夠自由地玩的，但大的時候，它可能就會把人們收編進來。元宇宙發明的無非是整個社群的游戲規則，實際上非常需要想象力，需要政治哲學，要構筑一個社區最底層的規則。如果做得更好，吸引更多的人，那些大的元宇宙社群，可能公司就會賄賂它們、收編它們，最后它們還是很強的。在這里，劉擎認同林垚的觀點，這些大公司已經有了非常有利的位置，可以占據足夠優勢來操縱和把控這一切。
每個人都可以嘗試，這才是一個好社會
不久前，劉擎從《紐約客》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介紹了美國心理學家凱瑟琳·佩姬·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的一本著作《基因彩票》（《The Genetic Lottery》）。哈登是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專攻行為遺傳學（behavior genetics）。
劉擎認為《基因彩票》是一本比較通俗的書。一個人將來獲得什么成就，找到什么工作，高考考得好不好，進入什么學校，能不能找到合意的伴侶，諸如此類的人生成就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因遺傳這類天生的東西，其實是有爭議的。劉擎說，在美國，進步派不愿意承認基因有很大影響——它們當然有影響，但是影響很小，所以主要靠我們努力。在這個假設下，社會政策或公共政策很重要。公共政策如果做得好，大家就都會得到很好的發展空間，都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實現自己的理想，這是一般進步派的想法。由于這樣一種構想，他們會盡量淡化先天因素對人的影響。
而保守派的政治家、學者或知識分子，他們認為基因很重要。拼爹拼媽，不是拼爹媽的社會地位，而是拼爹媽的基因。他們強調，那些東西對我們的人生、成就、業績有很大影響，他們的推論就是社會政策或公共政策這些花了很多錢與精力做的事情，其實是做無用功。有的人天生就是學霸，就能學好，有的人再怎么教也教不會，所以我們不要煞費苦心去做那些工作，去改變公共政策之類。這好像形成了一個涇渭分明的對立，也就是說支持社會正義、公正、公平的知識分子政策制定者，不愿意強調，至少是比較淡化基因先天的影響；而那些保守主義者，或者說是比較偏右的知識分子與制定公共政策的人，他們強調基因很重要，一個人成不成功基因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再怎么努力也沒用。劉擎說，哈登的這本書扭轉了這一點。
哈登是一位偏進步派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她也參與了一些公共討論。她認為，基因有挺大影響——當然她不是基因決定論者。劉擎指出，這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說要認真對待基因；第二部分說要認真對待平等。只有當認清這樣一個生物學知識后，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大家能共同更好發展的社會。
對于這本書，林垚認為，它是一個比較好的介入公共討論的范本。林垚指出，這里面可能有語境的差異，對中國讀者來說，很多人會認為基因已經決定了我們的智商與成就，這是一個很顯然的事情。但在西方語境下，長久以來，尤其是進步派內部，對于使用基因的那套話語特別警惕。林垚說，我們現在都知道智商這個概念其實有很多問題，對于哈登這樣的當代進步派遺傳學家來說，往往處于一個比較尷尬的境地。她說的很多事情，比如基因的重要性等，理工科知識分子能夠比較容易地接受。但是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絕大多數是人文社科知識分子，尤其在西方的語境下，他們對這種先天決定論或者遺傳學的重要性比較排斥。
所以，如何介入討論之中告訴大家，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基因的效應納入到公共考量里面，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會因此走上保守派的老路？就是進步派如何考察“基因彩票”？怎么用社會政策來平衡？當然，這是一個起步的討論，讓大家重新關注基因和社會政策的關系，接下來，還有很多的哲學思辨的工作或者社科的工作要做。在這里，林垚強調，基因造成的差異是個體層面的，不是群體層面的。種族和種族之間實際上沒有基因層面的智商差異，因為每個種族和群體內部都有很強的多樣性。
但是假如一個社會的階層流動性變得越來越弱，社會政策不支持階層之間的流動，比如減少公共教育經費，窮孩子們越來越難受到好的公共教育，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社會流動與通婚越來越少。那么，經過幾代人的篩選之后，群體性的基因鴻溝可能就體現出來了。因此，林垚表示，想要在群體或者社會層面抵消基因效應，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要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入，對公共教育資源的投入，加大勞工補貼與社會福利，這樣才能保證基因流動起來。光流動起來可能還不夠，另一點就是要給不同人提供不同的出路。林垚說，“我們一方面把基因的個體效應放進來考慮，另一方面又強調這并不等于我們要去走社會達爾文式的優勝劣汰老路，而是能夠有一個兼容并包的社會。所有人都可以去尋求自己的職業追求，一時失敗也不用擔心，因為掉下來會有社會安全保障的網絡把你接住，你可以東山再起。每個人都可以去嘗試，這樣才是一個好社會。”
整理丨何安安
編輯丨張婷
校對丨李銘
